–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当言及鸦片战争时期,即19世纪中后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为了获取原材料及销售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迅速扩张着殖民主义,并凭借着其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和科学技术正在征服着世界。同时也将亚洲各国,包括日本和中国卷入这场巨大的变局中。然而我们不禁发现,同样闭守在太平洋西岸并且遭受西方侵略者肆虐的的两个邻国,中国和日本,他
们的最终命运却大不相同。
1840年,当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用火炮炸开中国闭锁的国门时,西方列强对东亚的侵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当时在邻国日本
掌握实权的德川幕府闭目不视国际大势,固守国门,不论荷兰如何劝说仍坚持己见,拒不和西方通商。这时的美国正试图为其北太平洋捕鲸业寻找一个补给的港口,弱小而动荡的日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牺牲品。1853年6月培理黑船叩关,并与1854年1月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马克思在论及封建中国被迫开关时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日本。
被迫开关的幕府立即暴露了他的腐朽性和软弱性,就如同当时腐朽的清王朝一样。政治上屈从于外部的威胁,经济结构被强行改变。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基地,生丝出口和棉纺织品倾销的场所。美、俄等国还企图瓜分日本的领土,把日本作为军事基地。日本的主权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损害,面临着如同中国一样半殖民化的危险。
但最终日本并没有沦为殖民地,或至少没有沦为像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主权严重受损害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英法两国在东方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将其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物产远为丰富的中国,自1840年以后,他们几十年来就一直忙于”镇抚”中国之不暇,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特别是英国对于持续了约十五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干涉。
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倒幕运动并建立明治政权。
当时日本中一些最有眼光的人开始以荷兰文为媒介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其中最热心的荷兰学研究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日本武士阶层是一种特殊阶层,各级之间尽管差异很大,但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们都是剥削者和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日本各地有200多个藩国,即是封建领地又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大名则是这些藩国的统治者,武士即为他们下属的武装力量。下级武士没有土地,但可以从大名那里领取俸禄。但在18世纪后期,德川幕府的衰落使得武士阶级的地位急剧跌落,中下级武士的俸禄一减再减,朝不保夕。为了生活他们有的脱离藩的束缚成为浪人。这些下级武士和浪人。由于摆脱了藩的干涉和种种义务而得以埋头学习,其中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在当时的日本属于最进步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贫穷的武士和浪人曾经充分领略到幕府的高压手段,而又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习知海外发展的大势,因此特别适合于在推翻幕府和树立新政权之际发挥领导作用,最终同风起云涌的农民与城市平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成为倒幕维新的中坚力量。
而在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等起义同样动摇着清王朝封建统治基础。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虽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自身却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到了戊戌变法的时期,软弱的维新派却又因为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反而错失了发动群众参与政治革命中的最佳时机。
于是1869年5月,节节败退的幕府军队残部在北海道向倒幕派大军投降,标志着为期5年的倒幕战争结束,史称”戊辰战争”。同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迫使大名交出原先在地方上的权力,以县制代替藩制。至此日本最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地主专制的国家。这为最终日本独立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掌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场重大的历史剧变,明治维新不光在政治体制,还在经济制度方面带领日本走出了封建,迈向了近代资本主义。
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其奋斗目标就是要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大力扶持和发展资本主义,并通过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实现,将日本建成一个独立自主、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强国。
而在当时的中国,不论是为了挽救清政府政治危机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资产阶级性质政治改良运动的戊戌维新,都没有见识或勇气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证明,企图用西方近代工业和技术等”上层建筑”为辅助,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的”中体西用”是无法挽救处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的中国的。这种软弱的改革无法触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与之不同的是,1872年明治政府许可了土地自由买卖,承认土地私有。1873年允许农民弃农经营工商业,同年颁布地税改革政策,将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最终彻底废除,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的土地所有制。为日后政府扶持资本主义成长提供了较雄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
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西方,虽然也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但和当时的中国相比,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870年财政困难的日本政府拨出50万日元,资助由70名官员、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代表团赴维也纳世博会参观学习。1871年11月更大规模的代表团实地考察了英、美、法、比、俄、德等18个当时世界领先的国家。为了加强技术力量,政府每年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而当时中国派往美国的一百廿名幼童却因”美国化”速度惊人而被中途停止学业,悉数撤回。与过于保守的中国相比,日本愿意学习接受外部事物的传统对其在近代迅速改革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变法运动的以地主阶级为领导者,推翻封建统治的目的,包容吸收的主导思想,效仿西方的具体细则,这些差异决定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失败,而明治维新在日本成功,并最终带领日本仅用了半个世纪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近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
参考书目
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
何承艰《世界近现代史》
王仲涛 汤重南《日本史》
贾启勋《日本精神》
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